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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苏轼人生与艺术的演进

时间:2014-6-22 12:11:38来源:山西艺术网 作者:山西著名优乐娱乐平台家 点击:
论苏轼人生与艺术的演进 杨胜宽无论陶渊明和杜甫当时的“心事”如何,他们在文学史上确立的是两种人格范型。按照孟子的说法,陶渊明属“独善”型,杜甫属“兼济”型。那么,在苏轼一生中...
论苏轼人生与艺术的演进
杨胜宽
  无论陶渊明和杜甫当时的“心事”如何,他们在文学史上确立的是两种人格范型。按照孟子的说法,陶渊明属“独善”型,杜甫属“兼济”型。那么,在苏轼一生中,何以既崇杜又慕陶呢?其对人生和艺术范型选择的变化,与他的生活道路和人生价值观的改变有着密切的联系;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生活时尚有着必然的联系;与他对传统优乐国际娱乐的接受、融合有着深刻的联系。

一、苏轼的政治参与意识与推崇杜甫

北宋统治者的右文政策,使文人得到空前重视。他们的社会地位提高,物质条件大为改善,通过科举考试步入仕途,成为文人参与国家政治生活进程,改变人生命运的主要途径。在这种背景下,宋朝读书人,自幼就接受科举考试的训练,把考取科举、获取功名,确立为改变人生的第一大目标。
        苏轼从小的人生抱负和通过科举之门步入仕途的人生道路,在宋代士人中是比较典型的。在苏轼幼年,就表现出对政治关注的热情并树立起兼济天下的理想抱负。宋仁宗庆历三年,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推行新政,消息传至眉山,苏轼见乡先生读石介颂扬诸人的《庆历圣德诗》,即欲知其人而明其事,并在心中“私识之”[1](311页),显出浓厚的兴趣。他后来为科举考试做准备而撰写的数十篇策论,多以改革时弊为题,仍可看出这种影响所发挥的作用。大约十岁时母程氏读《后汉书》至《范滂传》,慨然叹息。苏轼见之,对母亲说:“轼若为滂,夫人亦许之乎?”程夫人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并喜曰:“吾有子矣!”[2]范滂是东汉党锢的重要人物。当翼州因饥荒而“盗贼”群起,朝廷任命他为清诏使按察其地,他“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由于他“见恶如探汤”,弹劾了太多权豪人物,政敌指使小人牢修诬告他营造部党,被作为党魁逮捕入狱,最终被杀。范晔在《后汉书·范滂传论》中认为:范滂等人“激素行以耻威权,立廉尚以振贵势”,“幽深牢破室族而不顾,至于子伏其死而母欢其义”,对后人有巨大的激励作用。应该说,苏轼就是后世被激励而从小就“奋厉有天下志”的若干士人之一。
        仁宗嘉祐二年(1056),苏轼举进士,策题为《刑赏忠厚之至论》,榜列进士第二名。嘉祐六年(1060),应制科考试,入第三等。在进士与制科的两篇策论中,反映了苏轼的政治理念和革新思想。尤其是制科策,深刻体现出苏轼对仁宗末期上不思进取,下因循苟且成风,后宫奢侈,三冗严重,兵员庞大而缺乏战斗力,边防受到异族威胁而危机四伏种种弊端的思考分析,认为只有推行改革,才能消除弊政,弃旧图新。结合他在准备进士考试时所写的数十篇策论来看,他对吏治、安民、理财、治军等政治方略,均有一整套深思熟虑的改革方案。故连对苏轼颇有成见的南宋理学家朱熹也不得不肯定他对“均户口、较赋役、教战守、定军制、倡勇敢之类,是煞要出来整理弊坏处”[3](卷一百三十)。表明苏轼在宋仁宗末期就具有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和政治改革意识。特别是中了制科以后,他觉得这是报效国家的崭新起点,如他在《谢制科启二首》其一中所说:“历观前辈,由此为致君之资;敢以微躯,自今为许国之始。”[1](1324页)
苏轼早年有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所以对杜诗中所表现的忧国忧民和宁愿担荷天下人苦难的情怀表示认同,并对杜甫的“兼济”型人格高度推崇。熙宁四年,苏轼过陈州谒张方平,作《次韵张安道读杜诗》,对杜甫其人其诗进行全面评价,并在诗歌创作的形式与风格上刻意学习杜诗,以至于纪昀谓此诗“句句似杜”[4](1871页),而汪师韩则认为,此诗论杜甫,“只用‘杰’字一言之褒,而其起衰式靡、立极千古者已意无不尽, (‘诗人例穷苦’)此下只是慨其遭际,更不论诗。”[4](1816页)王文诰则评价说:“(此诗)面目是杜,气骨是苏,非杜不能步步为营,非苏不能句句直下,其驱遣难韵,若无其事焉者,不知何以凑泊至是。”[5](269页)表明此时的苏轼,不仅有意效法杜诗,而且倾心推崇杜甫其人。苏轼在《王定国诗集叙》里说:“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1](318页)在苏轼看来,杜甫成为千百年来最伟大的诗人,成功的秘诀不在其诗技术上的卓然独异,而在他虽然一己穷愁潦倒,终身不为世用,却每饭必念君国,始终忧国忧民的诗人情怀。
        因此,苏轼对后世学习杜诗者颇多不满。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这些学习杜诗的人,只从技术入手,而没有抓住杜诗的真正精神。他说:“天下几人学杜甫,谁得其皮与其骨?”“名章俊语纷交衡,无人巧会当时情”[6](1157页)。 “皮”“骨”之喻,“语”“情”之论,可以明白苏轼意之所指。又其《评子美诗》曰:“子美自比稷与契,人未必许也。然其诗云:‘舜举十六相,身尊道亦高。秦时用商鞅,法令如牛毛。’此自是契稷辈人口中语也。……乃知子美诗外尚有事在也。”[1](2105页)我们知道,苏轼因改革的思路与王安石不同,先后通判杭州,知密、徐、湖诸州,这是他既受新法派排挤又对新法批评最力的时期,其创作的动机与特点,正如其弟苏辙所言:“见事有不便于民者,不敢言,亦不敢默视也。
        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2]苏轼的处境,虽说比当年的杜甫要好得多,但他无法按照自己的理想兼济天下、惠及万民,本质上与杜甫是一样的。像杜甫那样用诗歌的形式来表达关注政治、批判现实的热情,寄寓兼济天下的理想,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了。再进一步看,杜甫在文人政治参与意识普遍高涨的宋代特别是宋仁宗以后受到高度推崇,尤其杜诗所表现的忧患意识与社会良知,受到宋代士林的一致称赞,是时代思潮和文人的政治意识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二、随缘自适与追慕陶渊明

苏轼政治生涯所遭受的重大打击是“乌台诗案”及百日牢狱之灾,他在人生选择上的重大转变则发生在黄州贬谪时期。神宗元丰二年他被捕快从湖州任上押解入京赴狱经过吴松江时,作《吴江岸》一诗,中有“壮怀销铄尽,回首尚心惊”[6](998页)之句,可以看出苏轼所受惊恐不轻,而且使他对政治前程感到绝望。在狱中有诗描述其狱中的心理感受云:“梦绕云山心似鹿,魂惊汤火命如鸡。”[6](999页)可以想见一位敏感的诗人,在狱中不知生死如何,命系狱吏之手的不幸与悲哀。
        在谪居黄州四年多的日子里,苏轼的心理情感发生着炼狱般的变化。首先,在谪居的心态上,显示出惶恐、矛盾与愤懑。他以一文弱书生,才经历了一场生死考验的牢狱之灾,到了黄州,仍然心有余悸。这种惊悸心情的最直接反映,就是他对因文字得祸的高度戒备。他在与朋友的书信中,反复谈到不轻易写诗作文,主要原因就是害怕再招惹文字是非。他这一时期共创作诗二百余首,文一百七十余篇,与其他各创作期相比是数量偏少的时期[7](6页)。但这一时期,又是苏轼文学创作的高峰期,他是以作品的质量而非数量创造艺术高峰的。他对黄州之贬始终是困惑和愤愤不平的,在结束牢狱生活被贬黄州团练副使时作有诗句曰:“此灾何必深追究,窃禄从来岂有因!”[6](1105—1106页)表明他并不认为自己有罪,而是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在他赴黄州贬所及初到黄州的诗中,如《游净居寺》、《初到黄州》、《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安国寺浴》、《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等,都可以感受到诗人的牢骚与愤懑之情。
        其次,在谪居的经历中,重新认识了世态、人情与人生价值。二十多年的官场经历,使他对世道的险恶,宦海的复杂,以至人情的冷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与体验。在谪居的处境中,苏轼对自己原来的理想和价值观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要对以后的人生道路作出选择。元丰三年(1080),故人马正卿为苏轼请得黄州废弃的营地数十亩,使他得以躬耕其中,解决全家乏食之虞。地为黄州的一片坡地,故苏轼名之为东坡,有《东坡八首》咏其事。这八首诗值得后人重视之处,乃如王(十朋)注引赵次公评价指出的:“八篇皆田中乐易之语,如陶渊明。”[6](1084页)这八首诗,不仅记载了苏轼谪居黄州的第二年躬耕东坡的事实,而且表明他对陶渊明生活方式的认同;他从此自号“东坡”,以此向世人宣告,他在未来人生道路和价值观上作出了新的选择。此后,他对陶渊明的生活与人格更加倾心,先后作了《江城子》、《哨遍》等词,对陶公顺情适性的生活极为称赞,并且认为自己的处境与心情亦约略与之相似。试看《江城子》一词:
陶渊明以正月五日游斜川,临流班坐,顾瞻南阜,爱曾城之独秀,乃作《斜川诗》。
        至今使人想见其处。元丰壬戌之春,余躬耕于东坡,筑雪堂居之。南挹四望亭之后丘,西控北山之微泉,慨然而叹:“此亦斜川之游也。”乃作长短句,以《江城子》歌之。
        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昨夜东坡春雨足。鸟鹊喜,报新晴。  雪堂西畔暗泉鸣。北山倾,小溪横。南望亭丘,孤秀耸曾城。都是斜川当日境。吾老矣,寄余龄[8](62—63页)。
        生活于黄州贬谪之地的苏东坡,安于自食其力的生活方式,并从辛勤劳作,与农夫野老相往还,以及亲近大自然的经历中,感受到原来在官场和书斋无法体验的乐趣。从此,苏轼越来越展现出乐观旷达的乐天派形象,他在黄州时期创作的诗词,便奠定了一种超然迈往、浩气逸怀的人格精神和艺术品格。
        当苏轼耕东坡、居雪堂,准备如此“快哉”地“江海寄余生”之时,朝局正悄悄地起着变化,特别是神宗驾崩以后,哲宗幼冲,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新法派失势,新法反对派还朝,苏轼也在这次朝政变故中,被召还朝,并且得到重用,元祐时期(1086-1093)成为苏轼仕途最显达的时期。但随着高氏去世、哲宗亲政,苏轼的政治命运再次发生逆转,先后被贬惠州、儋州,岭海之贬长达七年多,时间之长、条件之恶,均超过黄州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苏轼仕途最亨通的时候,他依然没有放弃自己的江海之志,念念不忘陶渊明似的田园生活。元祐三年(1088),苏轼任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读学士,作《送曹辅赴闽漕》诗曰:“我亦江海人,市朝非所安。常恐青霞志,坐随白日阑。渊明赋归去,谈笑便解官。我今何为者,索身良独难。凭君问清淮,秋水今几竿?”[6](1592—1594页)
苏轼和陶渊明之诗,始于元祐七年(1092)知扬州军州事时。后来谪岭海,遍和陶诗,计109首。诗成,嘱其弟苏辙序之。苏辙《东坡先生和陶渊明诗引》曰:“东坡先生谪居儋耳,置家罗浮山下,独与幼子过负担度海,葺茆竹而居之。……是时,辙亦迁海康,书来告曰:‘古之诗人,有拟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则始于东坡。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吾前后和其诗,凡一百有九篇,至其得意,自谓不甚愧渊明。今将集而并录之,以遗后之君子,其为我志之。’”[6](1182页)苏轼谓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古代第一流的诗人均所不及,似乎存在个人偏爱,但他对陶诗风格和魅力的把握,的确是非常准确的,它是苏轼晚年努力追求的一种炉火纯青的艺术境界。
        苏轼不只是推崇陶渊明自然而山高水深的诗歌艺术境界,更仰慕陶渊明的为人。他说:“然吾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如其为人,实有感焉。渊明临终《疏》告俨等:‘吾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俯仰辞世,使汝等幼而饥寒。’ 渊明此语,盖实录也。吾真有此病,而不自知,平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6](1182页)
苏轼晚年回顾一生的坎坷经历,认为自己要保全刚拙个性与人格尊严,只适合陶渊明那样退隐田园的生活,可惜明白得太晚了。苏辙接着评价道:“嗟夫,渊明隐居以求志,咏歌以忘老,诚古之达者,而才实拙。若夫子瞻仕至从官,出长八州,事业见于当世,其刚信矣,而岂渊明之拙者哉!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古之君子,其取于人则然。”苏轼对这段话,作了重大修改,曰:“嗟夫,渊明不肯为五斗米一束带见乡里小儿。而子瞻出仕三十余年,为狱吏所折困,终不能悛,以陷大难,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托于渊明,其谁肯信之!虽然,子瞻之仕,其出处进退,犹可考也,后之君子,其必有以处之矣。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区区之迹,盖未足以论士也。”[9]显然,苏轼修改的重点,淡化了几十年出仕的“功业”,而强调了其与世多忤,屡陷大难的人生坎坷,突出其性格中刚直不阿、不合流俗的一面。这更符合他在前文中对陶渊明和自己为人的评价。
        由苏轼自述遍和陶诗的原因及苏辙在《诗引》中的介绍,我们不难明白苏轼为何从早年推崇杜甫其人其诗,转变到晚年追慕陶渊明的人格和诗歌艺术品格,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其坎坷多难的人生经历,以及在人生重要关头,所作出的人生道路、人生价值观的新选择。虽然苏轼一生并没有像陶渊明那样挂冠归隐,退居田园,但在实质上,他的精神归宿,与陶渊明并无二致。

三、发掘陶、杜的意义与苏轼创作风格的演进

陶渊明与杜甫的真正价值是在宋朝被完全认识的,这与苏轼对其深入发掘和评价分不开。笔者曾撰文讨论过苏轼对杜甫其人其诗的评价[14];对于陶渊明的喜爱,宋代无人能够超过苏轼。事实上,陶渊明在中国诗史上第一流诗人的崇高地位,正有赖苏轼的重新认识。从苏轼对两人的评价中可以发现一个最大的共同之处,就是不单从作家的诗歌艺术成就上谈论高下优劣,而是紧密联系其为人来定位其诗歌的品位与价值。
        宋朝立国以后,有鉴于五代以来士气卑弱,从上至下提倡风操节概,意欲重塑社会道德。《宋史·忠义传序》曰:“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宋之初兴,范质、王溥,犹有余憾,况其他哉!艺祖首褒韩通,次表卫融,足示意向。……真、仁之世,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直言谠论倡于朝,于是中外缙绅知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矣。”[10](13149页)《宋史·范仲淹传》谓仲淹“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10](10268页)与这种风气相呼应,欧阳修等人大力提倡作家内在道德涵养的充实提高,认为“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11],把文学艺术创作与作家的道德修养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进一步强化了诗品出于人品的观念。
        苏轼作为欧阳修在北宋文坛的忠实继承者,将欧阳修以上思想加以深化,特别是淡化了欧阳修所重视的“道”作为“中充实”的决定性因素,更加注重把作家平生立身行事的实际与其创作实践相联系,来评判其艺术品格和创作贡献。正如苏轼对陶渊明的评价。如果不联系陶渊明的出处进退去理解陶诗,人们难以领略其“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的妙不可及之处。只有理解了陶渊明性情刚拙、质性自然、超凡脱俗的为人大节以后,才能对他在诗歌中所表达的对自然的深情,对田园生活的耽爱,及其率真的性情真正理解,并对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诗歌表达方式与风格特征,有深入贴切的了解。
        对于作家而言,人生的历练,特别是人生挫折和苦难,乃是其创作体验的宝贵财富,是其作品思想深刻、情感充沛的重要生活源泉。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眇;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12]苏轼对陶渊明、杜甫的评价,正是充分重视了这一点。而他本人由早年推崇杜甫到晚年仰慕陶渊明,变化的内因正是所经历的仕途挫折与人生苦难。人们一般只注意苏轼从任职扬州时开始作和陶诗,贬谪岭海则遍和陶诗,但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苏轼对陶渊明的田园生活表示认同,是在贬居黄州时,那时的政治处境和生活情形,的确跟陶渊明相似。后来苏轼本人也特别强调其与世乖违,不合流俗,是与陶渊明很相似的,正是这一点,成为他喜爱陶诗、遍和陶诗,并欲师范其为人的内在动因。黄州贬谪时期,不仅使苏轼达到了文学创作的一个高峰时期,而且在创作境界上有明显提高,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写道:“(子瞻)尝谓辙曰:‘吾视今世学者,独子可与我上下耳。’而谪居于黄,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而辙瞠然不能及矣。”[2]
苏轼早年政治参与意识强,故特别推崇杜甫,晚年饱经世道沧桑,转而对陶渊明十分仰慕,虽然受到人生挫折经历影响是主要因素,但从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看,也符合作家创作风格变化的规律特征。苏轼《与二郎侄尺牍》自道其文风变化及创作经验曰:“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彩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汝只见爷伯而今平淡,一向只学此样,何不取旧日应举时文字看,高下抑扬,如龙蛇捉不住,当且学此。”[13]
苏轼对杜甫和陶渊明,都是极为推崇的。“乌台诗案”及黄州之贬之所以成为苏轼文学创作道路的重要转折点,是因为这一次重大人生变故,让苏轼明白了,在宋朝专制政治进一步强化的背景之下,已经不允许他像杜甫所处的政治相对开明的唐王朝,用诗来作批判现实的“实录”,他只能随缘自适,笔锋内敛,更多地表现自己的生活滋味和对万物人生的感悟。因此,尽管苏轼晚年的文学风格及对人生的认识更臻于化境,但在反映社会矛盾和时代生活图景的内容方面,晚年要大大逊色于早期,这也是必须指出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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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欧阳修·欧阳修全集[M].北京:中国书店,1991. 499·
[12]韩愈·韩昌黎文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262·
[13]苏轼佚文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 1984.2523
[14]《宋代蜀人论杜》载于《杜甫研究学刊》1995年1期;《苏门论杜述评》载于《乐山师专学报》1995年3期;《唐宋人所体认的杜甫精神》载于《杜甫研究学刊》2000年3期。


   [作者简介]杨胜宽(1958-),男,四川安岳人,乐山师范学院中文专业教授,主要从事杜甫及苏轼研究。乐山师范学院,四川乐山614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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